外部倒逼催生了改革动力，内部物质、制度准备已然充分，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机遇。

第一篇长文是笔者于2009年4月下旬在上海浦东国家干部学院为数十位香港中资企业处级以上管理干部所做的宏观经济形势报告的讲演稿，后两篇则是两篇长篇媒体访谈。《预算法》修订与预算民主与2012年7月中国大陆出版相比，这次海外繁体版新增了笔者新近发表的有关中国的预算法修订的四篇文章，并在后面加了一个附录四：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的五点修改意见。

中国改革的下一步，还没有迈出，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大多数中国人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期盼，但建立一个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下的良序市场经济秩序，将是未来中国当走得路，这已经是不可逆的和必须起步要走的。这也就是本书定名为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的缘由。未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如何改？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之路如何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到底如何走？这已经是摆在当今中国政府和13亿中国人面前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数千万港、澳、台和世界其他地方关心着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海外华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本文集第一篇的十篇短论在于把脉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现状——包括成就与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国内外一些媒体人士所热炒的中国模式问题。这些理论发现及其宏观意义，也许只有熟悉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业内人士才能理解。

第二，尽管在本书第二篇的这11篇文章反复讲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预算民主应该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因而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和政府财政收支要受到实质性的监督和制衡开始，但是笔者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没有选举民主，即没有纳税人自己能真正选举代表进国家立法机构来制衡、监督和批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预算民主对当代中国大陆13亿公民来说，将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和梦想。改革成为中国各界的共识，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亦再度聚焦于此。再拖下去，我们可能失去的不只是十年。

也正是在这股大潮中，中国社会开始发生裂变，当时，只是一股苗头。2009年之前，中国的住宅市场是健康的，那时候的住宅主要是建给人居住的，住宅主要是居住的。这就是前苏联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实际上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离全球化还有很远，但是，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只有一步之遥。

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极权主义的经济思想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主流。东方世界有所不同，在东西方之间有一条鸿沟是永远填不平的。

中国债务的迅速膨胀以致无可避免的会爆发危机，这个所谓的有特色就成为笑话，完全是为自己的利益找借口。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是这些制度只能是人们的自行发动的后果，而不是人设计的结果。关键问题是政府是把房价拉高后才来刺激购买的，这就是金融问题了。有很多人习惯了房价的上涨，从未见过泡沫破灭的凄凉。

在经济上，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对应的是极权主义经济。在这个历史的关头，中国选择了现代化。如果依靠民间资金，那么，原先投入的资产可能比较优质的会被这些资本瓜分一空，成为私人所有，而一堆烂帐坏帐无人过问。二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这个背景是以前没有的，因为在西化和现代化的状态下，国际资本不会大规模进入中国，在缺少通道的情况下，中国无法和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只能做自产自销式的经济，典型的就是发展房地产，而一旦有国际资本介入后，整个市场就没有那么好控制。在文化上，文明对应的是愚昧。

这大概是所有极权国家统治者的通病。不管其他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本质上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是美国的危机不是中国的危机，所以，这次拯救经济计划是为了救美国。

极权主义国家与自由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都敢干而不讲究规则。现代化不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只是经济领域的一个类比式的范畴，却被用于整个中国社会，一个人人经商的社会开始产生，投机心理疯狂扩张，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私营企业遍地开花，一批创业这开始崛起，引领了中国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的原始时代。当然还有很多，我只谈眼前。这是企业，而当政府来害人那就更惨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就要拷问现行的极权主义的出路问题。中国楼市的多头藐视一切经济规律，藐视国际金融的基本法则，藐视货币超发的恶果，有可能在断崖下摔的粉碎。

如果从这个目的来说，那么，房价上涨就是暂时的，因为这是有目的的房价上涨，而不是房价正常的上涨。由此看来，地方债务实际上成为烫手的山芋，无人敢接

故这种源于创新的增长又被冠以熊彼特增长之名。生产率得以提高的第二个源泉就是刚才被我们假定掉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

对处于不同经济成长期的国家而言，源泉扮演的角色亦会有所区别。至于其中的道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得十分清楚：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一个国家、企业或个人只要把生产要素集中于那些最具优势的对象上，那么仅仅由于要素的重新配置或流动，就可以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显然，无论是改进激励机制还是降低交易成本，均有助于扩大得自贸易的收益和拓展得自技术进步的好处。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要素流动收益等价于得自贸易的收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梦想。技术进步，特别是围绕技术进步发生的创新，对生产率提升的积极贡献比较直观。

国强民富，祖国统一，中国元成为世界关键货币，深度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东方价值与中国道路赢得世界尊重，共同组成了民族复兴的标志。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讨论了创新的五种形式，其中包括技术、工艺和产品的创新，并特别突出了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毋庸讳言，民族复兴的基石来自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健康的增长。理解增长源泉，发现增长源泉，疏导增长源泉，开发增长源泉，最终让其汇聚成推动经济不断繁荣的滔滔洪流，乃实现民族复兴之梦的基本途径。

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发明和深化分工，新技术成果又会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市场规模。经济增长，说到底仅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致只有三种相互关联的源泉。

制度创新体现在规则或机制设计、演化、改革、扬弃和执行等诸多方面，比如法律的废立、政府放松管制、倡导移风易俗。要素流动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专业化生产的规模扩大，规模收益或规模经济的出现便水到渠成。当人们谈论经济增长时，通常提到的原因是劳动与资本投入、消费需求和出口。上述三个经济增长之源泉绝非独立存在，在通常情况下它们交叉重叠，彼此互动。

将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分解后加以讨论，一方面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提高生产率的第三个源泉来自于制度创新。

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必须保证交易的顺畅进行，同时也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容纳分工和专业化。诚然，这些因素均对增长有某种直接的拉动作用，然而它们又都只能算做表层原因。

为了表示尊重，得自贸易的收益有时又被称为斯密增长。生产率提高的第一个源泉是得自贸易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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